抵抗海风，去想去的那个小岛 ——专访管院青年教师秦昕副教授
编者按：2017年9月21日，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对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》，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（简称“双一流”）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，中山大学工商管理学科有幸入列，管理学院师生备受鼓舞。我们将陆续推送系列专访，邀请师生一起畅谈“双一流”工商管理学科建设。
?
秦昕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，哈佛大学商学院中美富布赖特（Fulbright）联合培养博士生，现任麻花传MDR免费版工商管理系常任轨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入选中山大学“百人计划”人才引进项目。研究兴趣包括组织公平、创造力、伦理、交叉学科等。已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、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、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、Personnel Psychology、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、Human Relations、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、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、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、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、《管理世界》、《心理学报》等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20余篇论文。曾获麻花传MDR免费版何氏杰出科研贡献奖、何氏杰出教学贡献奖、中山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校级优秀（连续两年）、第三届广东省卓越人力资源研究成果奖（学术类）一等奖、北京市优秀博士毕业生、北京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“学术十杰”（社会科学组第一名）、国家奖学金（博士生&本科生）、富布赖特奖学金（Fulbright Scholarship）、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（IACMR）李宁博士论文奖一等奖、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、北京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、北京大学研究生最高荣誉——校长奖学金（连续四年）、北京大学创新奖（学术类）（连续四年）、Academy of Management (AOM)最佳论文奖之一（组织行为分部）、Emerald研究生优秀论文展第一名、Emerald/IACMR中国管理研究基金奖高度赞扬奖、中国管理学年会优秀论文奖（两次）、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科研基金等荣誉。
?
青年教师的心态转变：从愤青到学者
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为什么选择在麻花传MDR免费版学习以及为什么回到中大任教吗？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的转变有没有给您带来心境和视角的变化？
秦昕（以下简称“秦”）：我小时候一直想学医，但是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兴趣转到了公司方面，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商学院。正好当时了解到素有“商界黄埔”之称的中大管院，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我，就来到了中大管院学习。回到中大任教是因为我博士毕业求职的时候中大非常热情，让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礼待；再加上中大是我母校，所以面试时几乎当场就敲定了留在中大工作。当然，最根本的是我想找个学校好好做研究，中大正好是一个适合青年学者做研究的大学，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前辈，有很多钻研的、向上的青年伙伴。
至于身份转变，对我来说更大的转变是心态上的。我本科的时候还是有些愤青的心态的，同时一心想创业，但是大叁的时候我到韩国交换，碰到了一个斯坦福的华人教授，在聊天过程中，他很无意地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秦昕，我觉得你的思维很适合做研究……”，他可能根本就不记得说过这样一句话。但这句话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因为它触发我重新审视自己，也让我想尝试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研究，于是就一直走到了今天。本科时是想各种折腾，后来是想静下心来做科研；以前是个愤青的心态，但到后来就是一种学者的心态。其实，我觉得愤青和学者很像，那就是都对自己的观点很坚持，但他们有个本质的区别，就是争论之前，愤青已经假定了一个前提，就是他的观点是封闭的、是不会被改变的，而学者是承认其他观点的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参与讨论并愿意接受改变的。我觉得中国不缺少愤青、但缺少学者，因为他们开放的心态对于思想的市场的构建至关重要。中国社会更需要学者的心态，不是说一定要成为学者，而是需要这种心态。
?
谈教学与科研：更多投入，正向联系
记：作为一线教师，您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？
秦：一个大学老师的角色其实分为叁部分：科研、教学和社会服务。其中最基础的两个，或者说更本质的是科研和教学。科研和教学的平衡这个问题看似非常复杂，所有老师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很多人理解的平衡可能是时间的划分，这个划分多一点，那个划分少一点，这当然是一种平衡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投入足够的时间。如果一共只有五个小时来分配到科研和教学上，那怎么平衡？很难平衡的，把科研四个小时用完，那教学肯定不够。但是如果能保持一天十几个小时，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处理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平衡，就是能不能保证足够的、纯粹的时间投入到其中。我从本科到现在一直保持的工作方式是“711”，也就是一周七天，平均每天十一个小时来作为纯粹的、正式工作的时间；这里是平均的概念，因为周六我会工作少一点，陪陪家人踢踢球。在给定足够时间的情况下，处理起来就有很多种方式了，先把饼做大再分，比如说这学期课多一点，那就多花一点时间备课，如果研究压力大，就多花一点时间研究，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平衡。
另外一种平衡，也就是所谓的研究和教学相长，这是一个困境和难题。由于各种原因和限制，一些老师对本科生的教学是按他们自己的经验加上教科书来的，和自己的研究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本科生不愿意做科研，或者选择做科研以后出现很大问题的原因之一。很多本科生其实不了解科研，他们读研究生是很盲目的。这种盲目有自己的原因，但学校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。我没见过一个动物，你问我喜不喜欢，这很难说。你应该带我去动物园，看看这个动物，我才会知道这个动物我喜不喜欢。如果只讲课本的东西，学生理解不到研究的精妙。告诉学生一个结论，只给几百字的摘要，但是这个结论怎么来的，这个研究的精妙之处，学生体会不到。所以在教学里更多地融入科研，学生才会对研究的精妙之处有更多地认识。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很少讲“半生不熟”的东西，更多的讲最古老经典和最前沿的东西。所以我的课堂上有大量的研究，很多都是最新的，很多也是我自己在做的，试图做到某种意义上教学和研究产生联系，而且是比较正向的联系，这也是一种内容上的平衡。
?
两个维度：融入国际主流，适应本土特色
记：工商管理学科是一个尤其强调国际化的学科，您认为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应如何结合？
秦：我觉得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是两个维度。有的学者只做国际的，有的只做本土的，有些人是并重的，还有的两个都不是。其实很难说哪个好，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背景和偏好；只能说如果没有国际视野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没有足够的国际化的产出，就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声誉。学校建立声誉说白了就是科研和教学，科研就是老师能不能做出顶尖水平的研究，教学就是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校友，无非是这两者。商学院，尤其是在广东的商学院，本土实践很重要，也有很多资源，但是国际视野一定要有，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，也是国家的战略。可能有的商学院没有国际化的条件，为了搞出特色来就专攻本土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
?
记：您如何看待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国际话语权的问题？
秦：管理学科从1911年开始就是从美国发展建立起来的，现在主流的阵地也依然在欧美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融入再突破，如果不融入就来谈自己的发展是有问题的，就像我们要加入奥罢翱一样。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要讲方法论，讲范式，你融入了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才有可能有国际话语权。有一个华人学者徐淑英教授创立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，我认为它的贡献非常大，尤其对中国管理学和世界接轨有很大帮助，帮助了西方管理知识在中国的传播，更帮助了中国的管理知识在世界传播。我个人觉得，国际接轨、拥有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虚心学习、艰苦创业，做好了自然拥有话语权，再加上做出自己的特色研究，就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。
?
记：我们了解到您对农民工很有研究，可否为我们简单介绍？
秦：农民工现象是很有中国特色的，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做研究。美国一共叁四亿人，而中国农民工就有叁亿多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、很重要的群体。中国的农民工为什么特别？在国外，无论在农村生活还是在城市生活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，城市和农村的医疗、教育和养老系统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在中国，“农民”和“城里人”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，而是由户口界定的，不是我看你是什么人，而是有制度来界定你是什么人。城市和农村的养老系统、医疗系统、教育系统是不一样的，制度已经界定好了。长期以来这种概念根深蒂固，而且农民深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。
我在投英文期刊的时候，别人问我，“你凭什么要用中国的案例或数据做？”“做了跟美国一不一样？”“你这样没有普世价值，有什么意义？”我一开始会把这点当成一个局限，会说“我们这个研究目前是在中国做的，可能以后要去别的地方做”。但现在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缺点，我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能把叁四亿人的一个问题解决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了，这可能就涉及方法和理论自信吧。
为什么做这个研究跟我自己的背景很多元也有关系，我在四个学校待过，两个国内的，两个国外的，这让我的经验和视角比较多元。设身处地来想，城市人很难理解农民工，反过来农民工也很难理解城市人，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对方的生活。我十二岁之前在农村长大，高中搬到重庆市区，所以对农村和城市都有非常高的认同感，我很容易理解这两个很不一样的群体，想为他们做点事情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研究农民工。
?
建设国际顶尖：创造新知识，增强影响力
记：我校工商管理学科入选了一流学科建设，但仍有很多进步空间。我们了解到您在国内外的顶尖商学院都有过学习的经历，那么您认为中大管院和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差距在哪里？如何追赶？
秦：工商管理学科此次入选一流学科建设，这是国家和学界对我们工商管理学科很大的认可，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。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背景下，抓住机遇，在创造知识、人才培养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做出更大的突破和贡献。如果按照大家公认的哈佛商学院、沃顿商学院的标准来说，中大肯定有差距，这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第一是学术研究，或者说创造知识。商学院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，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不是一个做学术的地方，跟钱离得太近的东西，大家都会去误会它。宗教和钱离得很远，大家就觉得它很纯粹。这其中有一些客观依据，但也有很多误会和偏见。甚至有些人觉得工商管理“很水”，所以我上课的时候，第一节课都会给同学说，“希望经过我们一学期的分享后，大家不但觉得工商管理很水，而且水还很深。”再比如顶尖商学院的很多教授都是经济学，心理学背景，这些都是非常严谨的社会科学，不是“吹水”，他们的研究都是通过非常严谨的实验做出来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诺贝尔经济学奖。但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东西严谨性、新颖性没有国际一流商学院做得好，这是比较滞后的。所以在创造知识这方面，我们确实有差距。
第二个是影响力。美国有的学校研究做的很好，质量也并不比哈佛商学院差，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大不如哈佛商学院。商科是应用学科，只做纯理论可能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我们的学者是论文的生产者，又是最后的消费者，公司家根本不用我们的理论，这就是问题。我们慢慢地、慢慢地辜负了管理者的信任，有时甚至互相瞧不起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应用并不是说学者一定要去公司做咨询，而是你要研究实际中真实的、大的问题，你做出来的理论要有人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首先要创造知识，并且要关注实际中的大问题，进而产生影响力。
?
人才培养：静谧的激情，孤往的精神
记：您认为管理学院培养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应当具备哪些意识和能力？您在是如何引导学生的？
秦：每个阶段的学生要注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个人觉得本科生最重要的之一是自我发现。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艘船，高考之前的十八年我们就像是从重庆沿着长江到上海，方向已经定好了，这个阶段我们拼的只有谁的马达快，船上有没有罗盘根本不重要，因为沿着长江你一定可以到上海。但是到了上海之后没了罗盘就麻烦了，你有四年的时间在上海的港湾里思考自己要做什么。但是我们有十八年的时间都没有罗盘，已经养成了习惯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时候往往只有少数人知道自己想去哪个“小岛”，绝大多数人只是海风往哪吹他们就去哪，海风就可能相当于舆论。所以说，一定要了解自己内心憧憬什么，向往什么，这是一种“静谧的激情”。张瑞敏先生说，公司有两根柱子，一根叫有效性，一根叫效率。有效性就是方向，效率就是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。没有方向或者朝错误的方向，做再多的事也是白费的，所以，在错误的道路上，停止就是一种进步。有了静谧的激情，才能在险阻面前创新创业，才能体现社会责任。对于研究生，我希望他们有学者的心态，学会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去看世界。管理学科是交叉学科，有艺术的东西，但是不能把它全当成艺术。有了学者的心态，才会将创造知识、传播知识为己任，进而为大学、国家和社会有担当和做出贡献。
?
记：您在课堂上经常提到“孤往的精神”，具体是指什么？
秦：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群野鸡住在一条河流边的森林里，有一天森林起火了，所有的野鸡都飞走了，只有一只留了下来。它用河水打湿自己的身体，飞到森林上面想要把火扑灭。一个神仙看到了说：“多么愚蠢的鸟儿，这熊熊大火岂是你一只小小的鸟儿可以扑灭的？”野鸡说：“你大有神通却坐视不理，我想要扑灭大火又有何错？你看你的，我救我的，烈火正炽，请勿多言。” 这就是孤往的精神。当我准备做学术的时候，读到过熊十力先生说的一句话，“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，当有孤往的精神。”孤往的精神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你认为这是对的，或者你有证据认为它是对的，即使所有人都说是错的，你有一个人敢往下走的精神。当你找到静谧的激情，当你有孤往的精神，你才可以抵抗海风，去你想去的那个小岛。老师和学生有了这样的激情和精神，中大也就可以驶向“双一流”的小岛。
撰稿：尹丹柔
采访：尹丹柔 黄皓
